“青年价值引领”系列时评
时间:2021-05-07 作者: 阅读:
【点评:标题即观点,动宾结构,有问题针对,有行为导引】
近期,“最美”一词,再成对平民英雄的礼赞。从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到最美司机吴斌,“最美”中闪耀人性的光辉,也触发人生价值的思索。无论是面对失控的汽车还是忍受剧烈的疼痛,千钧一发之际做出“最美”选择,都已超越了一己得失的考量,遵从着崇高道德律令的召唤。
然而,更多时候,我们却容易被“利己”俘获,在利益的加减法中迷失了人生的价值。这样的利己,不仅是漠视受伤孩子、倒地老人的复杂利己考量,也不仅是催生地沟油、毒胶囊的强烈利己动机,更有一种貌似无害的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。
【点评:以“然而”转折,反面对比,引出“利己”的话题,再上升至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,照应标题】
精致的利己主义,或是工于心计、圆滑世故,一举一动都笼罩着利益的影子;或是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,(原则、信念都可以为了利益让路;或是吃透规则甚至潜规则,善于钻空子、找漏洞达到自身目的。所谓精致,不过是为绝对的利己主义,穿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。
【点评:解析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的内涵与表现,三个“或是”概括精炼而准确】
应该说,利己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倾向。主张个人利益、维护个人权利,无可厚非。日益激烈的竞争,急功近利的风气,确实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生演变为个体福利的速度狂飙。但我们也要时时自问:这些以“自我”为圆心精心设计的生命旅程,果真增进我们的幸福了吗?如果陷入了利己的泥淖,把整个生活都设计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棋局,再“精致”也只是算了人生的小账。
【点评: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,但厘清与“利己主义”的界限】
说到底,不是一切都能用物质利益来衡量。白芳礼帮助贫困孩子实现梦想时的爱意与怜惜,如何计算?杨善洲凝视曾经的荒山瓜果飘香时的满足与充实,如何计算?郭明义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中收获“吃得香,睡得着”的快乐,如何计算?
【点评:列举白芳礼、杨善洲和郭明义等例子,一记素材组合拳,证明本段段首观点】
生命有限,但生命的宽度、广度与深度,却可以突破一己的限制。如果把生命的意义局限于一己之私,难免会哀叹生命的限制,裹足于小小的得失。精致的利己设计得再巧妙,也无法突破个人的狭小格局。帮助他人的快乐、承担责任的充实、坚守理想的笃定,才可能让我们拥有更丰富更完美的人生。
有外国媒体票选最快乐的人,欣赏自己作品的艺术家、筑沙堡的小孩、为婴儿洗澡的母亲、挽救了患者的医生获选。跳脱利益的枷锁,放开功利的束缚,这样的快乐,可称纯粹。汲汲于名利、计较于得失,随权势俯仰,视风向转移,即便自视高明,也终究只是“俗士不可医”。
从社会的层面看,“精致”的马甲,软化了对利己思想的认识,钝化了对利己行为的敏感,弱化了对利己主义的警惕。更糟糕的是,倘若在“精致”的设计下,绝对的利己变得不那么扎眼,逐渐在社会成员中获得“理解”、得到认同甚至可以跟随,整个社会的价值难免被消解,一个时代的风尚难免被侵蚀。
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奉献是不现实的,每个人的权利实现、全面发展,才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。跳脱精致的利己主义,并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变成“无我的圣人”。只是说,我们可以少一些自我中心的计算、少一些斤斤计较的敏感、少一些小肚鸡肠的狭隘,在问“值不值”的同时,也问一问“该不该”;在考量“性价比”“回报率”的同时,也考量心灵之得、精神之获,这样或许才能拥有更饱满的意义、更珍贵的价值和更丰盈的人生。
在一个“最美”和“最牛”泥沙俱下的转型社会,在一个“最好”与“最坏”交织呈现的复杂时代,我们面对更为深刻的价值选择,因此更需要我们时时拷问内心: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出发?
生活中,围绕一个具体事件,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。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的意见,即使中允的看法,往往也会“两头不讨好”。这种非此即彼、非友即敌、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,则是“极端主义”。
“极端主义”大多固守一隅而放弃全面、客观、公正的视角,习惯性地从一个角度、一个方面、一个层次看问题,又下意识地遮蔽了其他角度、方面和层次,狭隘是其主要特征。在“极端主义”者眼里,一说到“文凭腐败”,似乎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是以权谋私的结果;一论证某人抄袭,所有寻常的细节、片语都被牵强附会成有力论据;说点本土实情为本土利益辩护的,则被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;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“爱国”层面讨论时,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“卖国贼”,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“爱国贼”。
在立场上,旗帜鲜明本没有错,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。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,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,倡导坚持真理。但这并不代表一事当前,就能以自我价值判断为准,顺乎吾心便全盘肯定,不合己意便彻底否决。极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,他们常常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,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,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认识。这样的极端思维之下,不仅思想观念难以交流,基本共识难以缔结,社会和谐也无从谈起。
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,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;因为有为富不仁,就对所有富人怨、恨、怒;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,就被斥为“抹黑中国”;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,又被讥为“高级五毛”;看到国企亟待改进,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;指出国企问题不少,就是对公有制的“攻击”;小悦悦事件发生了,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;“最美”出现了,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。这样的极端思维,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。不管是哪个极端,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,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,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,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、促成问题解决。
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。在这样一个时代,开放包容的观念,健康理性的思维,不仅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标志,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。作为一种偏激的价值观,“极端主义”的判断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,有悖于行为的内在规律。作为一种片面的方法论,“极端主义”审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,违背了事物存在的现实逻辑。作为一种情绪化的社会心态,“极端主义”的言行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,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,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大国,十分不利。
越是改革攻坚期、矛盾凸显期,社会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维、健康的讨论。每个社会成员若都能以清醒的头脑、客观的视角、辩证的思维,平和的心态,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公允持正,与人相处就会更为和煦宽怀,我们的社会必会少些矛盾、多些和谐。
“车奴”、“卡奴”……“奴”字头新词,几成文化现象;“裸婚”、“裸活”……“裸”字头新词,展现另一个向度。从“奴”到“裸”,两级之间的过山车,启示我们思考:如何走出“心为物役”,告别“消费异化”?
消费是在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,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。然而,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,搞消费崇拜,唯消费是从,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,就必然生出一种“庸俗的消费主义”。
流风所布,消费就背离了“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”的本真价值,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、被刺激起来的欲望。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,成为触发购买欲的引擎,个别人甚至要卖肾购新“苹果”。其实,拥有再多,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。超前、攀比、奢侈、炫耀的消费,让生活被消费裹挟,不仅无法在物质得失面前从容淡定,甚至会走上一条“通往奴役之路”。
对于个人而言,如何消费是一种自主选择,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义成为生活方式、群体选择甚至社会风尚,那就值得警惕。
庸俗的消费主义,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。手袋并非用来装东西,而是用来装腔调;手表也不仅用来显示时间,更是用来显示身份。在一些人眼里,对物质的消费和占有,成为能力的唯一标志、成功的最高象征、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、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。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,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。从物质到精神,无物不可消费,无处不可出售,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,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。
社会如若被这样庸俗的消费主义所席卷,在“消费优先”、“物质至上”的步步紧逼之下,理想、信仰、道德难免步步退却。于是,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,把情感当了筹码;有人上网炫耀“干爹牌”豪车,以尊严下了赌注;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,用信念做了交易……蝇营狗苟成为“成功的正道”,不劳而获成为“幸福的捷径”,消费主义的流行病,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、是非观念迷失,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。
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,我们或许可以走进更丰盈的人生。大学生司占杰放弃优渥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患者融入社会,冲出等价交换的牢笼,收获的是充实、快乐与感动这些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。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,社会或许可以走进更深沉的文明。“理性经济人”不再是对人性唯一的预设,物质财富也不再是对成功唯一的判定,多元的标准、多样的观念、多维的思考,消费行为才能远离“异化”的危机。
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,不是为了缅怀“理想主义的贫穷”,限制人们享受物质的快乐,重新回到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窘迫时代。而是要警示我们,生活水平提高,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;经济社会发展,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。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,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。
在探索真理、求解真相的进程中,怀疑有着积极的意义。“怀疑”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进步动力,就在于植根于实践土壤,以追求真理为旨归,以独立思考为支点,通过架设科学理性的桥梁,从而达到接近真理、还原真相的目的。但是,经验也告诉我们,不加分析地“怀疑一切”和不加思考地“一切不疑”,都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。
现实生活中,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“怀疑”。“最美婆婆”陈贤妹打破路人冷漠出手相救女童,被人猜度为“想出名”;“最美司机”吴斌忍着剧痛完成了“最后的制动”,有人却质疑他违章在先才这么做;看到热心人帮扶摔倒的老人,一些围观者反而疑心“人就是他撞的”……这样的事情让人很痛心。
从为追求真理、寻找真相而怀疑,到为了怀疑而怀疑;从警惕人性的缺点而怀疑,到动辄以恶意揣度人;不是依据事实去求证,而是毫无缘由地臆测;不是理性求解,而是放任情绪宣泄,这种不加分析的“怀疑主义”,与求真、务实、向善的目的渐行渐远,看似有主见、有想法,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极端方向狂奔的“盲从”。
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,于个人而言,可能会导致徘徊在疑心、疑虑、疑惧的疑云中,总是看不到希望的明天,总是活在灰色的天空下,如此又何以能看清楚、想明白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,如此又何以鼓起“太阳照常升起”的信心?于社会而言,可能会陷入虚无的泥沼。当“怀疑”成了否定一切、解构一切的“粉碎机”,事事都不可知,什么都不可信,发展进步的社会共识何以达成?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何以建立?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何以形成?
当然,我们也需正视,有的怀疑确有其现实根由。因为王亚丽等篡改履历骗官的害群之马不时出现,可能会让许多人对出身贫寒的焦三牛们的简历也疑窦丛生。因为三聚氰胺奶粉让消费者“过度受伤”,可能会让群众对乳制品的安全疑心重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树立诚信观念,加强诚信的制度建设,大力整治各种欺骗、欺诈行为,对于人们摆脱怀疑阴影、建立起互信的关系至关重要,必须高度重视。只有在政府公信、商业诚信、社会信任等方面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,才能从根本上让人们释疑、释怀,纾解社会情绪,建立社会互信,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和友好。
培根说过:“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,终于信仰。” 在快速发展、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,我们需要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姿态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。我们不赞成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,但我们要坚持探索不息、求索不止的科学精神,去伪存真,去非存是;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,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,祛除种种社会弊端,以创造性的姿态推动社会进步。
面对朋友的缺点,虚与委蛇还是直言不讳?碰到不良的行为,退避三舍还是勇于制止?就不同人而言,答案可能人言言殊。因为,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选择是不同的。
通往真理的道路从来不止一条,立足于各个层面、不同角度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事物。但真理与谬误,是与非,对与错,美与丑,是有客观标准的。正如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走向极致就会导致荒谬一样,现实生活中,如果以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性为借口,混淆是非界限甚至以非为是,是非颠倒,那就是一种诡辩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,这是极端的片面性;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角度看,这种不讲立场、没有原则的态度,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。
对与错,或因具体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,这可以理解,但不能成为是非不分的理由。真理确有其相对性,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,但这不能成为放弃追求真理的借口。事实上,当一切都被“相对”时,“相对”也就成了另一种“绝对”。如果把“相对主义”当做诡辩的盾牌,其实质就是骑墙的哲学。
走出“诡辩的相对主义”,是因为实用主义的态度,会损害公共交往规则。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是非标准,但必须尊重社会公序良俗;一个公司可以有自己的经营理念,但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禁令;一个地方可以强调自身特色,但不能无视普遍规则。共同规则是每一个“社会人”赖以生存的基础,离开这个基础去谈“相对”,从本质上讲是用自己的绝对自由去损害他人的自由。
走出“诡辩的相对主义”,是因为不讲是非的“老好人”态度,会消解社会价值底线。宽容不等于是非不分,自由也不是毫无边界。我们鼓励主持人表现个性,但并不代表可以放弃职业道德;我们倡导网民发表意见,但绝不赞成辱骂与恐吓。进而言之,你可以解构神圣,却不能羞辱历史;你可以不行义,却不能行不义;你可以不舍己为人,却不能损人利己。社会价值是一种共识,以“诡辩的相对主义”消解这种共识,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真相是一切逻辑的起点。走出“诡辩的相对主义”,是因为这会阻碍对真相的求索。对于不同观点的相对,可能意味着包容;但对基本事实判断的相对,就意味着耍赖。二氧化碳是否元凶暂且不论,但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;犯罪行为可能有各种原因,但其严重后果无法否认。如果以相对之名回避真相、罔顾事实,只在乎批评的姿态、满足于价值的站队,甚至裁剪真相、无中生有,不管如何“雄辩”,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交织。但这些价值观念并不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,总是难分优劣、可以各取所需。我们反对“诡辩的相对主义”,遵守公共规则、捍卫底线伦理、尊重事实真相,才能保持社会的自由、多元、开放,避免道德失范和价值扭曲,从而凝聚更多共识,促成更大进步。
近日,北京市一位老领导在座谈会中说,群众对有些干部不满意,主要是对干部的德不满意,有的干部仅仅为了升迁而做事,有的为一己私利拉帮结派,等等。
仅仅为了升迁才做事的官员,是“功利的实用主义”一种典型表现。举目四望,在我们的身边,这样的表现并不鲜见。秉持这样的价值,就会将狭隘的个人利益、露骨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看做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。为获利润,坑蒙拐骗无所不为;为求升迁,投机取巧不择手段;为谋得利,损人利己在所不惜。当这种功利的实用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,“效果”就成为评价一切的标准,注重的不是客观实际,而是主观目的;关注的不是行动规则,而是利益结果。
实际上,作为一种伦理原则,如果“功利”指的是“整体福利最大化”,是“幸福总量最大化”,这自然不无可取。但功利的实用主义者,却往往缺少看大局、看长远、看全体的眼光,因此沉迷于短期效果、计较于局部利益、裹足于一己得失。在这样的“实用哲学”之下,底线可以突破,规则可以冲撞,信仰可以亵渎,道德可以无视。
作为一种价值观,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,功利的实用主义者们往往因私忘公,只讲索取、不讲责任,他们会把社会、他人都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,可以不择手段、背离道义。作为一种发展观,功利的实用主义者们则是只顾眼前,不顾长远,与科学发展背道而驰,跟实事求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可以说,这是当前一些社会问题、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,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。
拒绝功利的实用主义,并非否定个人对利益的追求,更不是反对务实的精神,而是要警惕把一切都功利化、目的化、实用化的倾向,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。一些地方为了GDP增长,不惜污染环境、浪费资源;为了“大干快上”,欠下巨额财政债务;一些政绩工程、形象工程,违法占地,造成诸多社会矛盾。如果功利的实用主义弥散开去,难免会成为侵蚀正确价值观的毒雾。
要廓清功利的实用主义,需要还原事物的本真意义,形成超越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公共价值观。比如,办企业要讲究“取之有道”,而不能不择手段;办大学要追求大学精神,不能要求学生“赚不到4000万别来见我”;做媒体要讲求社会责任,不能唯“眼球”是从;做人要讲诚信,不能“有奶便是娘”;做官要讲政德,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。
对一个社会来说,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是一块试金石,它决定着世道人心,社会走向。少一些功利的实用主义,就会多一些高尚的道德理想;少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,就会多一些可持续的发展;少一些膨胀的功利意识,就会使我们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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